据说，上世纪中叶（1950年）初，全面负责、领导刚解放的杭州城市工作的杭州军事管制委员会，在为恢复杭州治安、促进生产建设发展的繁忙工作中，接到新四军某部发来的信函，要求帮助探访杭州义赠药品的某家药房之事，并表示感谢。当时的军管会尽管工作忙得很，但还是派人前去寻访。但不知是信上说的过于简单，还是走访之人的疏忽，访查没有结果。时间一长，此事也就慢慢地淡忘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 此事还得追溯到上世纪的四十年代。
那一年，是杭州沦陷的第二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争，加紧掠夺中华民族的财产资源，命令驻扎在杭州的日伪军往富阳方向大肆进攻。可是，这场不得人心的侵略战争，遭到当地军民的迎头痛击和顽强抵抗。受到沉重打击的日本鬼子在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，不得不改变侵略战术，以退为进、固守杭州城周围的据点和要道，并对进出杭城的军用的物资、治疗枪伤的医药用品，实施严密封锁。凡是被搜查出携带所谓违禁物品的人，当场会被残酷杀害或被押进日军宪兵司令部惨遭毒刑，其状惨绝人寰。
一天傍晚，张同泰药号的老药工杨阿大（阿大：即现在人称作销售经理或部门柜组长）已吩咐伙计上排门打烊，忽然进来一位脚夫模样的顾客，阿大急忙招呼，看他欲言又止、似有什么难言之隐的样子，阿大就把他领进内室洽谈。当得知客人需药量很大，而且又都是些特殊药品时，阿大就急忙进去请示张老板。
张老板在出来后与这位名叫金晓的顾客寒暄时，将对方仔细地审视了好几遍。只见面前之人中等身材，皮肤黝黑、双目炯炯有神，或站或坐，都有一种不同常人的威仪，一看便知是个办事干练之人，是一个张老板平时看重、喜欢结交的人。于是，便开口道：“金朋友，你来本号购药，当属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卑人感激不尽；可是你要买的“行军散”，“喹啉”、“盘尼西林”、“利凡诺尔”等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本号一时还凑不齐呢！” 刚坐下的金晓急忙站起对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救救我们，这些药都是我们急用的救命药呀！”
张老板平静地问道：“您们是做什么的？”
“我们是新安江上游山中的伐木人，是以伐木、撑木排为生的。最近不知为什么，有好多位弟兄沾染了‘打摆子 ’（虐疾）的疾病，都卧床不起，生命垂危；还有十多个弟兄不幸被倒塌的木垛砸伤，创口大面积红肿溃烂，惨不忍睹呀！我们听许多人都说你张老板是个善良的好人，实指望你想办法帮助我们度此难关了。”说罢举起双手抱拳一揖。
张老板以还礼似的动作去托对方的双手，顺势伸右手握住金晓的右手掌。
在生意道上走南闯北、混了大半辈子的张老板是何等精明之人，他与金晓一握手，就从他手掌上的茧花（老茧）、就明知他言非其实，不过也不去揭破他。口中连说：“不要客气，不用客气，让我想想办法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于是双方敲定好明日清早提货等诸事后，金晓满意地出门而去。
这时，杨阿大问道：“老板，我看他不太象伐木工人，我们还真的卖药给他？”
张老板答道：“对，我不光要买药给他，还准备亏血本、送药给他！”杨阿大不解地问道：“老板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张老板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老杨，你也看出他不是伐木工人，我又何尚不知，你想，那他会是什么人？如果他是日伪汉*，他还用得着冒风险、跑我们店来买药吗？只有那些跟日本鬼子作斗争的人，才会来找我们帮助。我不管他是中央军（即那时老百姓对国民党兵的称呼）、还是游击队，看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份上，也看在他们在打日本佬的份上，我们就应该好好地帮他们呀！你快去叫人做准备，不要误了时间。”
杨阿大遵照老板吩咐，组织人员配备药材不提。
到了次日，张老板和杨阿大大清早就等着金晓来取药。可是一直等到太阳老高了还不见他人来，张老板和杨阿大心里不由担心起来：难道金晓是“拆白党”吗？不会！凭经验就知道金晓可不是那种混混儿，那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事呢？
张老板的担心没错，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。
原来，日军的所谓宪兵司令部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情报，说在富阳与日军作战的支那兵伤员很多，治疗的药品奇缺，现在已经有支那兵的采购员混进城来买药。因而，马上就派出日伪军在各城门出口加岗设卡，严密搜查，企图缉拿支那兵采购员。
到了快近中午时分，那个叫金晓的购药人总算来到了张同泰药号。看他表情一副焦急、无奈的样子，气喘吁吁地见到张老板就说：“老板、今天我是因为日本人突然增岗设卡，严查药品出城的事而来晚了。我在贵地人生地不熟的，根本没有熟悉可靠的朋友，如没有你张老板的鼎立帮助，我是绝对无法把药品运出城去的。张老板，这事就全仰仗您想办法了。”
说到想办法，张老板马上就想到了前天伪保长找上药店来：说日本人要搞什么“中日亲善”活动，叫药号为日统区的良民义诊施药。象这种为日本人为收买沦陷区的民心，让药号为日本人效力，出钱做冤大头的事，张老板是不会甘心去做的，也是不可能去做的。
现在张老板想到了这个“中日亲善”，只要能把这些药品安全地送出城去，我们就不妨好好地“亲”它一回吧！
于是，张老板把这个打算同金晓和杨阿大说了，两人都同意这个办法。当下，张老板就叫杨阿大去通知维持会长，说我们张同泰药号今天就到城外义诊去了，请他前去宣传、压阵。 这一去，使张老板和金晓在药号里又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才见到杨阿大回来道：“老板，保长去同日本人联系，日本人说为了严防支那兵浑水摸鱼，义诊不搞了。”
听到这个消息，张老板看着急得就地打转的金晓，心想：帮忙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这药无论如何我都得送出去的。于是，便道：“金朋友，你不要急成这样，这里的事由我办妥，你只管到太平门外三*口大桑园旁的凉亭里等我，我一定把你要的药交到你手里。”
张老板回进内室，马上就同粪行老板接头，安排运药事宜。所谓粪行，就是将城内大粪运送到城外的行业。虽说这门行业臭一点，但日本人对他们进出城时的检查相对地要宽松许多。因此，这里竟成了药号特殊时期的最好通道。
不过这个通道张老板极少使用，以免常走溪边，万一湿鞋。
在城外的大桑园里，金晓整理好张老板交给他的药品，把身边仅有的两块银圆和一张收条呈给张老板道：“老板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些药品要很多钱，可我身边只有这两块银圆、并欠条呈上，请相信我日后一定奉还！”
张老板接过欠条，爽朗地说道：“我自然相信你，期望你一路保重！”顺手又把两块银圆塞回金晓手中道“路上无钱不行，还是你带着做盘缠吧。”
金晓激动地说道：“张老板，大恩不言谢，咱们后回有期！”说罢，担起药品朝张老板再次举手作揖而别。
这一别，音信全无。直到杭州解放后的1950年，老板张鲁庵在后堂理事，前堂杨阿大进来报说杭州军政府来探询当年给新四军送药之事，（因当事人在战斗中不幸牺牲，具体细节不详。）杨阿大觉得这件事很象十年前的本店所为，想请老板找那张欠条时，张老板却说：“这事过去这多年了，我早忘了，至于那张没有部队落款和印鉴的欠条，也不知被我塞到哪里去了。老杨，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就算了吧；你千万别再提起此事，以免别人闲话。”
杨阿大答应着跨出门去，无意中回头朝老板一看，只见张老板正用点燃的火柴在烧那张欠条。
张老板出于民族大义，甘冒生命危险，为抗日游击队赠送药品，不求回报；对周边乡邻，连年义施香囊、腊八粥等重义薄利的善举，得到人们广泛的赞扬和尊敬。
解放后的人民政府对张同泰药号的关照，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使张同泰药号在科技创新的大道上突飞猛进。特别是近十年来，政府对这家老药号的修缮，保护所化的资金何止成千上万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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